中國海外礦產投資遭遇資源民族主義(1)
2016.08.25 08:55
最近，一篇《中國海外買礦失敗率或高達95%》的文章在網上盛傳，該文的主題是反思中企海外礦業併購為何基本失敗，歸納的原因還是以前各種分析不斷指出過的，例如收購前的調查工作不細緻深入，在擊鼓傳花遊戲裡，中企大多充當接盤俠，接了盤後才發現收購的資產有大問題；收購後遇到國際市場發生變化，礦產資源價格大跌；中方為了管理方便，喜歡自帶勞工，沒給當地創造就業機會，等等。但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即中國礦業投資失敗的根本原因是遭遇了資源民族主義，卻幾乎隻字未提。
國際國內因素催生中國資源外交
冷戰結束於20世紀90年代初。到了90年代中期，中國開始對外交戰略重新定位，將外交定為大國外交、資源外交與周邊外交三個層次。自此之後，中國開始收購非洲、拉美等地的資源礦產，將此稱為“戰略性投資”，最開始是零星收購，後來規模漸漸擴大，至今已有20多年曆史。
將這種類型的國家投資命名為“戰略性投資”，是將其與只以盈利為目標的商業投資區別開來，目標是解決中國在21世紀必將面臨的資源短缺問題。在投資之前，中國當然也了解所謂礦產資源投資是個高資本、高風險、高度社會關注的三高風險行業。高資本是指投入大、資本回收期長，短期內不能盈利；高風險是指礦業易受投資所在國的政治局勢影響；社會關注度高是因為礦產不可避免涉及國土主權與環境保護問題，極易引起與當地居民的利益摩擦。
對於投入大，中國政府不小氣，做這種事關國家安全的事情，中國從來是舉國體制。對於後兩點，中國政府也不是完全沒想到。中國政府深知拉美與非洲地區的國家多是獨裁政權、軍人政權，以及不完善的民主政權，在投資環境評估上，基本屬於最差的兩個等級：投資環境較差或者惡劣的國家。但中國政府認為自己與這類國家的政權同屬獨裁者俱樂部，份屬“兄弟”，一開始就採用與投資目標國政府拉關係結盟的中國特色手段，通過利益賄買讓政府官員甚至獨裁者為投資開綠燈，因此，在礦產開發權取得上並無太大的障礙。
但中國政府從自身對人民的控制力出發類推，高估了拉美與非洲地區的政府對人民的控制力。這些國家的領導者有不少確實是獨裁者與準獨裁者，但有形式上的民主選舉與各種權利NGO存在，媒體也有一定空間，因此這些國家的NGO與礦產所在地的人民，包括這些國家的知識分子與媒體，都對中國投資的這些礦產項目高度關注並批評。這兩大地區反美反資本主義有悠久的傳統，各自有一套成熟的理念，比如在非洲國家，中國的投資一直被看作掠奪非洲資源的“新殖民主義”，遭到強烈批評。在拉美國家，中國遭遇到的是“同宗兄弟”新馬克思主義的“依附論”。
“ 9 · 11 事件”之後，全球民族主義復興
近年來，由於中東北非地區政權更替，以及拉美地區政治的高度不穩定，中國方面已經明白，與一任獨裁者的良好關係，在繼任者眼中也許是負資產，為此正在籌思應對之策。但千思萬慮，北京還是漏掉了一個重大因素未予考慮，那就是隨著全球化的支離破碎，民族主義正在悄然復興。除了中國自身在高唱“民族復興”之歌以外，其它國家的民族主義例如中東國家的宗教民族主義（如伊斯蘭教）、非洲拉美國家的資源民族主義都在復興，其動員力與凝聚力比中國的民族主義更強大。
民族主義的複興，標誌性事件是2001年“9·11”事件，其影響不在於紐約倒了一座世貿大廈，美國在經濟和政治的安全感受到重挫，而在於這次事件拉開了第五代民族主義運動的序幕，正在崛起的民族主義運動往往與宗教元素形成合力，對國際世界產生巨大影響。有的學者將其稱為“宗教民族主義”，其極端形式就是讓西方國家頭痛不已的ISIS。美國等國以為消滅了ISIS就萬事大吉，但真正的問題是，ISIS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不會隨著ISIS的實體消亡而消亡，正如《黑暗帝國的死旗：ISIS意識形態研究》一文所說，西方那感人但脆弱的觀點，即“你們有槍，我們有花”，根本無法對付ISIS：“事實上西方錯了，ISIS最恐怖的不是他們的'槍'，而是他們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 ISIS的宣傳能力，是以往任何恐怖組織不能比擬的。即使西方聯軍能在肉體上消滅ISIS，也很難在思想上戰勝黑暗帝國的蠱惑”，“因為實體政權對ISIS來講毫無意義，ISIS的意識形態本來就是超越世俗，超越國家的。……宗教極端意識形態是ISIS的大地，互聯網是ISIS的空氣，政權之於ISIS，就像包裝著遊戲盤的包裝殼，ISIS能夠隨時丟棄，然後在另一個地方重新出頭，再度生根發芽”。
宗教民族主義讓美國歐洲等西方國家煩惱不已，但讓中國最頭痛的還不是伊斯蘭的宗教民族主義，因為那畢竟還只影響中國的新疆地區。真正成為中國心頭大患的是非洲與拉美地區的資源民族主義。從中國方面來說，在拉美、非洲等資源國進行資源外交+投資，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正如我在《中國“復興”的軟肋》（VOA，2012年12月11日）一文中指出的那樣，資源對外高度依存是中國三大軟肋之二，中國的石油、鐵礦石對外依存度均達56%以上。在2015年，中國石油的進口依存度已達65%，銅礦進口量佔世界總產量的40%。鋁土、錳、鉻鐵、鎳等礦產品對外依存均高達40%左右。這種對外高度依存必然產生嚴重的不安全感，因此希望控制海外礦產資源的方式來保證供給，這就是中國不計代價，無論如何也要在拉美、非洲地區進行礦產投資的原因。試想想，“中華復興”之夢的支點就是發展經濟，發展經濟需要資源的源源不斷供給，那“資源民族主義”的要害就是反對中國在本國掠奪資源，如此一來，“中華復興”豈不成了黃梁一夢？
中國海外礦產投資遭遇資源民族主義(2)
2016.08.26 04:47
資源民族主義復興，對資源對外高度依存的中國極為不利
資源民族主義已經萌生了一段時期，在非洲表現為反對中國為代表的新殖民主義。非洲知識精英與NGO對中國在非洲的礦產資源投資一直持批評態度，內容涉及三方面：1、中國在非洲的行為是“新殖民主義”或“經濟帝國主義”，為了掠奪能源罔顧非洲的環境生態。2、中國在非洲的經濟開發並未為非洲人民帶來多少就業機會。3、漠視人權並支持獨裁政府。在一些非洲地區，中國投資的油田或礦區設施常常受到當地武裝力量的攻擊，原因是中國對資源的訴求導致自身被捲入當地的政治衝突。安全問題催生了中國一個新行業，海外安保行業，其成員主要是中國退役的特種兵。
資源民族主義在拉美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其理論基礎就是新馬克思主義流派的理論支柱依附論，又稱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或稱作依賴學派（Dependency School），是由阿根廷學者勞爾·普雷維什（Raul
Prebisch）在20世紀60-70年代最先提出的一套國際關係與發展經濟學理論。該理論認為，在世界經濟領域中，存在著中心--外圍層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構成世界經濟的中心，發展中國家處於世界經濟的外圍，受著發達國家的剝削與控制，成為發達國家的依附者。該理論是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理論學派之一，經過英美左派學者不斷充實與發展，在世界有廣泛影響。
依賴理論對窮國開出的藥方是走自主發展之路、節制外資，並根據國民的真正需求調整產業結構（例如許多窮國大量出口農產品，人民卻有營養不足的問題）。深受依賴理論影響的拉美國家對於外資的警惕程度很高。資料表明，中國對礦產資源的巨大需求已經成為推動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根據秘魯商會會長的說法，今年7月份已確認的價值70億美元的拉斯邦巴斯銅礦收購方案意味著中方已經控制了秘魯三分之一的採礦業。等到明年拉斯邦巴斯投產的時候，每年的產銅量有望達到40萬噸，其中一半是中國的訂單。秘魯五個規模最大的石油生產特許權中四個都有中石油的股份。國際地球權益組織秘魯分部負責人說：“拉斯邦巴斯如今屬於一家中國企業，如果他們再獲得廷塔亞銅礦的話，整個南安第斯就全歸中國人了。”
由於礦產資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在“依賴理論”的發源地拉美國家開採礦產，極容易讓拉美人民產生受掠奪感。一些中國企業買入了一些爭議特別大的項目，其中包括秘魯兩個最具爭議的最大規模石油開採權項目。這些項目污染嚴重，已經導致四個不同的流域出現環境危機。中鋁集團收購特羅莫克銅礦，後來在莫羅科查鎮移民的問題上遇到了難題，今年3月秘魯政府因環境問題命令中鋁停止運營；8月6日，莫羅科查的民間組織FADDIM提起了兩樁針對中鋁集團和秘魯能源礦業部的訴訟。兩家中國國企在厄瓜多爾的採礦項目——米拉多銅礦，中石油計劃勘探開采的新石油區塊（位於亞馬遜雨林深處世界聞名的亞蘇尼國家公園內），都受到了來自厄瓜多爾國內外的批評，原住民組織克丘亞族聯合會（ECUARUNARI）也對此提起訴訟。此外，還有首鋼秘魯鐵礦（Shougang Hierro Peru SAA）的勞資衝突，以及秘魯Apurimac區域發生針對五礦集團（MMG）的抗議活動等等。
中國反思海外投資失敗為何不提“資源民族主義”
中國在拉美、非洲遭遇的就是“資源民族主義”，但無論是以什麼形式出現的相關分析文章，卻避免使用這個詞。這是出於兩個原因：第一，中共政權的建立，一直被歸於世界近代史上第三次民族解放浪潮的重大成果，毛澤東因此被稱為“偉大的民族英雄”，在中共政治話語中，那一聲“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不僅是宣告中共對國民政府的勝利，還是中華民族推翻“三座大山”的偉大勝利；二、自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中國官方以各種方式鼓動催生了新的民族主義，以減輕西方價值觀對中共意識形態的壓力。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其主訴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如果對他國的資源民族主義加以惡評，本國的民族主義將何以自處？因此，只能低調應對，海外投資的困境，國內僅知十分之一、二罷了。
民族主義蒙上惡名，是在全球化浪潮下才發生的事情。無論是在世界各民族國家的自述史，還是在西方左派史學家眼中，對近代以來的前三次民族主義運動一直讚美有加。只有冷戰結束後的第四次民族主義，左派的評價因評價對像不同而各有不同。
民族主義思潮發源於西歐，由17-19世紀西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而催生，法國啟蒙運動為歐洲民族主義的誕生準備了思想土壤。在歐洲開啟構建民族國家的運動中，民族主義成為具有強大的感召力與感染力的意識形態，即使到了二戰時期，榮耀法蘭西仍然是戴高樂主義的核心。
世界近代史上四次民族主義運動，第一次發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率先爆發於東歐和亞洲，而後迅速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區，其中的主幹前半段是在十月革命影響下的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後半段是一戰結束以後的亞非拉各地人民反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動搖了英法等西方國家世界殖民體系的基礎。結果是歐亞非拉美地區出現了不少民族國家。
第二次民族主義運動浪潮發生於二戰以後。在中共領導下的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鬥爭，因其“反帝反封建”，實現了中華民族的解放與獨立，被中共解說為“樹立了民族運動的偉大豐碑”。此後在上世紀60-80年代達到高潮，亞非拉人民掀起民族解放運動，成果是在世界範圍內建立起了超過120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其中，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領袖深受“毛澤東主義”的影響，在奪取政權之後，他們當中不少人成了著名的獨裁者。
第三次發生於冷戰結束以後。隨著蘇東劇變和兩極格局的瓦解，世界範圍內掀起了新的民族主義浪潮，學界稱之為20世紀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最典型的就是蘇聯瓦解後出現的不少民族國家。
第四次民族主義浪潮就是2001年“9·11事件”發生之後的民族主義，其中三大代表就是中國的中華民族復興、中東地區的伊斯蘭宗教民族主義，以及非洲、拉美國家的資源民族主義。西方一致批評的是前兩種，對非洲、拉美的資源民族主義則持同情支持態度。
弄明白民族主義在中共意識形態中的重要地位，再考慮到目前第四次民族主義浪潮與全球化（普世價值）的對立關係，就會明白這些國家為何大都高舉反美旗幟。中國海外投資的尷尬境地在於：全球範圍內投資的合法性是由全球化的理念所賦予，比如通過投資達成經濟合作，雙方互利共贏，縮小經濟差距；但中國卻因政治考量，一直用民族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抗拒普世價值。這種情況下，又如何能夠大張旗鼓地去反對拉美、非洲國家的“資源民族主義”？無論如何，這樣的話不能宣之於口：除了我中華復興的民族主義合乎理性應該存在，其它形式的民族主義都是落後封閉非理性的情緒表現。
中國的困境在於：由於資源對外高度依存，必須通過投資取得本國沒有、但發展經濟必需的各種礦產資源；但由於礦產資源的不可再生性，中國的投資與占有開採方式極容易喚醒非洲的殖民主義記憶，也容易讓拉美國家覺得自身正在遭受掠奪。因此，中國的海外礦產投資已到重新定位時。
後記：最近，筆者將對世界局勢的思考寫成《支撐全球化的基石正在動搖》、《中國海外礦產投資遭遇資源民族主義》（1、2），梳理了德國難民危機、英美政治危機的部分根源在於全球化折翼，第四次民族主義浪潮興起。總的來看，西方社會在冷戰結束之後，左派思想回潮並占主流，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警惕由於缺少蘇聯這個樣板參照而消失，更因北歐民主社會主義而變得美好。在與正在勃興的第四次民族主義浪潮的抗衡中，目前由左派主導的西方社會既缺乏足夠的警惕，更談不上抗衡。
世界又到一個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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